《我的同学董小苹》- 作者:王安忆 文学

admin 2月前 24

《我的同学董小苹》- 作者:王安忆

董小苹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。入学不久,我们就约好了,由她来叫我去上学。前一日下午,我很兴奋地向家里大人宣布了这一消息。到了第二天早晨,只听前边大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:“王安忆!”我、妈妈、阿姨,三人一同奔过去开门。妈妈一眼看见董小苹,就惊讶地叫道:“多么好看的小朋友啊!”说罢就去拉她,她逃跑了几步,最终还是被妈妈捉住,拉进房间。记得那一日,她穿了一件白绒绒的大衣,戴一顶白绒绒的尖顶帽子,脸蛋是粉红色的,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,睫毛又长又密,且向上翻卷着。妈妈始终拉着她的手,问长问短。她的美丽使妈妈非常兴奋;而站在一边的我,则满心委屈,妒忌得要命,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当我们终于一同走出门,她很亲热地用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。这时候,我心中的怒气不由得全消了,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感动。

她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女孩。那时候,我们都这样认为。她不仅形象美丽,而且极其聪慧,功课门门优秀,歌也唱得好,口齿伶俐,能言善辩,穿着打扮十分洋气。外班的老师或同学提起她常常会说“那个洋娃娃一样的小朋友”。当时,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,凡是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孩子,都编在一班、二班,还有三班。像我们四班,都是没有读过幼儿园,直接从家里来学校的。因此,在这个班上就出现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况:绝大部分的同学出身都相当贫寒,甚至有一些家长没有稳定的职业。而另有一小部分孩子,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高级职员、知识分子家庭,在学校教育之外,还另外请家庭教师学习英语、钢琴、美术等。


董小苹所住的一条弄堂,是一条相当贫民化的弄堂。这弄堂曲曲折折、坎坎坷坷,房屋不整。放学后,有时候她邀我去她家做功课,我们走进那个烟熏火燎的弄口,踩着破碎肮脏的路面,来到她家门前。开门是一条过道,过道旁有一扇门,通向堂皇的客厅,一周皮沙发椅,围了一张西餐长桌,吊灯低垂在桌面上方。时至今日,在我的印象里,那客厅总是暗暗的,好像一直拉着窗帘,隔开了里外两重天地。我们顺着过道一直走向后面的厨房和洗澡间,再上了楼梯,走进她自己的小房间。墙上挂了她与母亲大幅着色的合影,母亲背对着照片,她正面抱着母亲的脖子欢笑。我们做完功课,就到楼顶晒台去玩,望着楼下破陋的弄堂,就像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。那时候,我们无忧无虑,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差别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厄运。我们常常互相生气,由于都是同样的任性与娇惯,谁都不肯宽容对方。而在我们互相冷淡的日子里,彼此又是那么寂寞和孤独。放学回家的时候,我们各自坐在课桌前,磨磨蹭蹭地整理书包,期待着对方与自己说话。和好的日子则是那样欢欣鼓舞、阳光明媚,就像是为了补偿虚度的时光,我们会以加倍热烈的语言表达互相的信任和友爱。这时候,她告诉我,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。

关于她家是资产阶级的事情,早已在学校里传开。由于小学是就近读书,同学都住得很近,谁家是做什么的,都瞒不过别人的耳朵。同学之间又喜欢传舌,往往会夸大其词。就这样,人们将她家描绘成一门豪富。过了许多年后,我才从她那里了解到:在她父亲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,以工业救国的理想和祖上传下的一份遗产,联合兄弟合资开了一个铜厂。其间几起几落,几临破产与倒闭,几度危难,他们最终支撑下来了。在她出生的时候,工厂已经公私合营,父母怀了犯罪的心情,战战兢兢地吃着一份定息,时时告诫自己和儿女,不得走剥削的道路,要做好公民。

有一次,她很认真地对我说,现在有一条内部的政策: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,如果表现特别优异,就可以改变成分。现在想想,这条政策大约是她自己从“出身不能选择,前途可以选择”的思想里生发与推理出来的。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,上面有三个哥哥、一个姐姐。父母以自己的身体承接了命运的暗影,将她温暖地庇护起来。除我之外,董小苹几乎没什么好朋友,班上的同学总是和她很疏远。尽管她成绩优异,也热心参加公益活动,可她在少先队中只是一名小队长。同学们背地里说起她,总流露出不那么满意的神情。她的美丽、聪敏、妩媚、可爱,以及优越的条件,使许多人在心里感到不安与不平。

在小学最后的一年里,我与董小苹为了一件极小的、至今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闹翻了。我们不再说话,形同路人。为了气她似的,我故意去和一些平素并不投合的同学要好,进进出出的。有一天早晨,有人在董小苹的课椅上写了“狗崽子”的字样,待她进教室看见了,就说了大意是在“写的人是写他自己”这样的话,就有一个同学跳将起来同她吵。这个同学出身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工人家庭,身上从未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,性格却很倔强。吵到后来,在场的同学渐渐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沉默,另一部分帮那同学吵,而董小苹自始至终是一个人,却毫不让步,声嘶力竭地强调:“出身不能选择,前途可以选择。”最后,大家一并将老师找来,要老师证明,究竟是谁的道理对。老师涨红了脸,支吾着不敢明断。这时,我看见很大很大的泪珠从董小苹的脸颊上滚了下来。我悄悄地退场,心里感到非常难过。

许多日子过去之后,我才知道这一年里,董小苹经历了什么。到第二年开春,我们被根据地段划分进了附近的中学。在学校里,我远远地看见了董小苹。她穿了一件旧罩衫,低头默默地向教室走去。之后,我们常常在校园里远远见面,可是谁也不与谁说话。她是那样沉默,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,也听不见别人谈起她,就好像没有她這个人似的。

后来,我去安徽插队,而我中学里的好朋友在我走后半年,去了江西一个林场。她从江西来信说:“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?和你小学同学董小苹在一起。”她在信中还告诉我,董小苹想与我和好的愿望。在经过了那样的时日之后,二人间的一桩小事显得多么无足轻重。我回信时便附笔向董小苹问候,不久,就收到她附来的短信。而正式的见面,是在两年之后的夏天。我们一同在上海度暑,有一天,我去了她家。她从楼上下来迎接我,将我带上二楼。除了二楼,其余的房间全被弄堂里的邻居抢占了。这时候的我们,彼此都很生分,并且小心翼翼的,似乎不知道什么话该说,什么话不该说。她穿了旧衣旧裙,扎了两个短辫,形容依然十分姣美,眼睛又黑又大,睫毛又密又长,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候的活泼与生动,老老实实的。只有当她母亲说起我们小时候的淘气,她才浮起笑靥,往昔的董小苹回到眼前,可是转瞬即逝,又沉寂下来。

过后,我们就开始了间歇很长并且平淡的来往。通过我中学的好朋友,我也不时能得到她的消息。我知道她在那里依然被孤立,周围有许多对她极具伤害的猜忌与流言。然后,我又知道她在很短暂的时间内,以过硬的病由和极大的决心办了病退,回到上海,在街道生产组做工。这时候,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,而她也搬出了原先的弄堂,被抢占的房子再无归还的希望,十年里惨痛的记忆也无法抹平。1980年的冬天,她来到我家。这时候,她已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。她骑了一辆自行车,是在星期天晚上返校的路上到我家的。她剪了短发,穿了一件朴素的外衣,态度有些沉默,说话总是低着头。我们互相谈了这几年里的情况。我已于1978年春回到上海,在儿童时代社工作。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回来不久,我发表了一些小说,行将走红。她自1975年年底病退回来直到1979年进校读书,此间一直在一个做绣花线的生产组工作。上大学是她从小的心愿,在林场时,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招生的名额,却被给了一个连一张通知都写不流利的男生,只因为他有一个好出身。她听了这消息几乎昏厥,虽然她不相信会有什么好运落在自己身上,可心中却无可抑制地暗暗揣着希望。

后来到了上海,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,她便开始准备。而如我们这样六九届的初中生,仅有五年级的文化程度,一切都需从头学起。1977年的考试是竞争空前激烈的一年——自1966年起的历届毕业生全在这一时刻拥进考场。她呕心沥血,最终却落榜。她后悔道,如果考的是文科,分数线就过了,但她考了理科。然后,到了1979年。这两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,工商业者的工资、存款、定息、抄家物资纷纷被归还,生活渐渐宽裕起来。国家政策开放,出国渐渐成风,许多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女孩子嫁了阔佬或外国人而脱离苦境,但她还在绣花线作坊里勤勤恳恳地做一名仓库保管员,用业余时间进行补习,再一次进了考场,终于榜上有名。在秋高气爽的季节,新生入校的场面,一定非常激动人心。这一个娇嫩柔弱的女生不仅坚持了她的自尊与自爱,还保存了一个理想,并将之实现。

她读的是历史,心下却喜欢中文。大学毕业后,她被分配到母校向明中学任教。一年后她结婚怀孕,正遇学校实行聘任制的改革,于是以怀孕与产假期间无法正常上课的理由“不被聘任”。她连日奔忙,终于为自己找到另一份“被聘任”的工作时,教育部门又下达了师资不外流的文件。经过又一番奔波,她终于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,办了一份名叫《上海青少年研究》的内部刊物。

这时候,我已开始全日制做一名“作家”的生涯。我埋头在一些虚拟的故事之中,将我经过、看见、听到的一些实事,写成小说。我到邮局寄信,到银行取款,出国在机场验关,有时候只是在菜市场买菜,都会有人认出我。他们叫我“青年作家”,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。可是,我又知道,自己不仅是人们所认识的那些,在那之外,自己还有些什么呢?有时候,在最热闹的场合,我会突然感到孤独,觉得周围的人都与我有隔阂。那些高深的谈吐令我感到无聊与烦闷,我觉得在我心里,其实包含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。就这样,我和董小苹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。我很喜欢在她那个简陋而凌乱的家里坐上一时,说一些平常却实际的话。她和她的丈夫、儿子住一套13平方米的往昔看门人的寓所,她的丈夫与她是生产组的同事,又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,现在在教育局工作。二人都在“清水衙门”,收入绝对有限,她又不惯向人开口,即便是自己的父母。为了改变现状,她曾努力为丈夫留学日本做过争取,可是人事多蹇,事情遥遥无期,却已负了一身债。她节衣缩食,幻想着无债一身轻的幸福时光,并执意培养孩子对拮据家境的承受能力。她在1987年脱离编辑工作,专搞青年学生的比较研究课题。

在大雨滂沱的天气,我们不合时宜地在她家做客。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,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,老鼠们游过来,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。她安然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,再去买菜买面粉,自行车像军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。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,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。饺子熟了,我们各人端了碗找个角落坐下就吃,那情景好像插队的日子。在这间小屋里,我感受到一种朴实无华的人生。她读书、做学问、写论文,从一个作了针线匣的纸盒中取出针线,给儿子缝一条断了的鞋带,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留出5块钱,为自己买一条换洗的裙子。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。

1988年春天,她因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合作的课题,受邀去了日本。去之前,她将500元置装费大都用来添了结婚五年来没有添置的日常衣物。当我向她提議应当做一件睡衣时,她露出茫然的神色道,她连想都没有想过,还有睡衣这一件事情。我不由得想起她幼年时那小公主般的卧室,心想: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。如今,只有她那白皙的肤色与细腻的肤质,以及某些生活习惯,比如从不去公共澡堂洗澡等,才显露出她埋藏很深的气质。而她现在再怎么高兴,也无法像她童年时那样欢欢喜喜地大笑。她穿一件稍漂亮的衣服引来人们羡忌的目光,也会使她惴惴不安。

后来,她去了日本。令她十分失望与不快的是,日方合作单位,出于一种成见,竟将请她去日本当作对合作人员的一种优惠,并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。日方没有想到,这个中国人来到繁华的东京,只是为了和他们做认真的工作会谈。他们措手不及,最终只能真诚地道歉。她去日本的时候,正赶上大量学语言的上海人拥上东京街头打工的热潮,某些中国人卑下的行径,使得战败后成功崛起跃居世界前列的日本人滋生了傲慢。她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寮长——一个23岁的男孩,通过翻译问她会不会日语,她说不会,他便说道:“你既来访日本,应当学说几句日语,每天早晨,也好向我问个早什么的。”她当即回答道:“你们日本要与中国长期做邻居,你也应当学会汉语。”当她向我叙述这些的时候,我想起小时候的她:锋利而不饶人的言辞、敏捷的反应、极度的自尊,以及认真的求学态度。我感动地想:在极尽折磨的日子里,她竟还保持了这些品质,这使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。

从日本回来后,我觉得她有了一些变化——恢复了自信心。她常说,是社科院青少所给予她认识自己价值的机会,消除了她的自卑感,使她觉得一切尚有希望。这希望是经历了许多破灭的日子重新生长起来的。

当我从虚荣里脱身,来到她的生活里,我们互相道出那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,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渐渐回来了——身心一致,轻松而自然。她的生活使我意识到,在我的生活里,哪些是真实的,哪些是有意义的,哪些是虚假的,哪些是无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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